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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外文系66-69届博客园地

 
 
 

日志

 
 

在许昌市一中的五年(上) ——王书信  

2015-03-26 11:22:5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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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暑假离开市郊三中时即将开学,我马上就到一中报到了。开学分给我四个高中毕业班的英语课,还把一位离休多年的老同志请了回去,看来真是陆书记到市郊三中时说的有几个班的英语课没人教。

那年一中毕业四个班,收了三个补习班,十中合并去三个班。分给我的是一中的文科班和十中合去的两理一文共四个班,上课就在“工”字形两层教学楼西头的上下四个教室。

在市一中的五年(上)      ——王书信 - 郑大外文系66-69 - 郑州大学外文系66-69届博客园地
       
       按学生学习程度,一中的文科班和十中的理科一班好些,另外两个班就提不起来了,这给我上课增添了麻烦,课多不说,课头还不齐,好班进度快,差班进度慢。那年英语按70%计入总分,我还要给文科班报英语专业的学生每周五下午另加两节课,仅在校内我每周就有22节课,加上外面的课,我白天晚上加在一起每周要上30节课。虽然市里学校不上晚自习,但因为是几种教材,我每天备课都到很晚。那时三十六、七岁,精力正旺盛的时候,到半夜备完课一伸懒腰,长出一口气,心里说今天的任务又完成了,心情一放松,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照样精神饱满。

到一中大约一个月时,上午我们组的一位老师在办公室笑着对我说,她隔壁住的冯老师问她,“人家组里实习的学生都走了,您组那个半大孩儿咋还没走?”冯老师把我当成到学校实习的大学生了。

我到一中去就开学上课了,不像别的调去报到早的老师参加了开学前的全体教师会,老师们都认识,而我是和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到下面实习一起进学校的。那届大学招生由于时间仓促,是77年冬天高考,78年春季入校,所以是81年秋季实习,82年春季毕业,这是误会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恢复高考后前两年,当时的高中毕业生学习底子不扎实,考上大学的很多是因为“文革”而耽误的“老三届”,他们和我们年龄相差无几。过几天我见冯老师问,“你咋把我当成半大孩儿了,我还说你是半大妮儿呢!”她笑着说,“我看着你和他们都差不多。”

说到这里,我还想说个更可笑的事。1978年高考报名时,我带着学生的报考表到市教育局给学生报名,当时没有高招办,由教育股负责此事。我走进教育股办公室,三间房隔个套间,套间门外放张桌子,门口一位年轻女同志坐在那里负责报名。当我走过去还没来及从身后挎包里掏出学生的报名表时,她拿着笔,手放在她面的报名册上,仰脸问我,“是来报名吧?”我应了一声,她接着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楞了一下笑笑,她脸一红生气地说,“问你叫啥笑啥笑!”她这一来我更憋不住笑了,这时正在外间和人谈话的马股长扭脸一看是我,也笑了起来,她更来气了,马股长说,“他十五年前都报过名了,你问他叫啥他咋不笑?他是给学生报名的。”她这才不再生气。我说这些,可见“文革”十年对中学教学质量的影响,也可知当时高校的生源状况。

那时高考还实行预选,预选后我还受到过校长不点名的批评。那是我到一中将近半学期时,校长在校园见我说,让我把在职工夜校的课停了,我说,“这是我在市郊三中时接的课,就剩两个月了,我不去谁给他们把剩下的课讲完?”他一脸不高兴地走了。我只所以没有听校长的话,因为不少学员是搞技术的,晋升职称要用,有几个还是我们同时的大学毕业生和工农兵学员,他们能在工作之余坚持学下来,都是很有毅力、很有决心的人,我宁可多受点累,也不能在社会上人们心目中造成不负责任的印象。他们其中就有当时的市建筑公司经理、副经理,市绝缘材料厂厂长、副厂长,许昌烟厂厂长助理,地区建筑公司生产科长;还有后来任国家审计署驻京津冀办事处特派员、市地震局局长、市建委副主任、市建筑质量监督站站长、市建筑设计院院长等同志。

预选后,英语专业的几个学生成绩不大好,他就在全体教师会上批了一通。知情的学校领导知道报英语专业那几个学生的基础,会后就劝我不要生气,校长就是这脾气。我能不气吗?我在学校一个人担两个人的工作量,他还在大会上批评我,第三天他找我,我也不理他。要说这是我们校长的缺点,但他也有很大的优点,就是他给哪个同志弄了难堪,事后觉得自己做的不妥,都会找那个同志再谈谈。

预选后我教的班少了,只剩下一文一理,学校又把另外一个文科补习班的课给了我,一直到高考。那年我教的理科一班学生张瑞涛是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英语成绩全市并列第一,他是我教书生涯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学生,我常常给后来的学生举他这个例子,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时不时地老挂在嘴边上。

我对这个学生开始关注是开学一个月后,一天下课后他喊住我,说我讲课中有一点他没听清,我又给他讲了讲。过段时间他又喊住我,又讲了几句他说懂了,我问,“还有没有?”他说没有了。第三次他又问我后我就问他,“就这一点吗?”他说,“就这一点,不信我把你从上课开始讲的第一句话复述到最后一句。”我笑着说,“不用,我相信。”

到高考预选时他的成绩全校第一,毕业班的老师们都没有料到,原来一中的尖子生们更是震惊,“十中来的咋还能考这么好?”一段时间这是学校的议论中心,不少人都持怀疑态度。后来这个学生也知道了,到考前半月模拟考试时他的成绩落到了十几名,我看到他的成绩后问他,“瑞涛,这次考试是咋回事呀?”他笑着说,“王老师,你放心,没事,就是政治和生物把总分拉了下来,我都会,只用考前几天背背就行了。”话说得十分轻松,我也没有必要再问了,果然他高考生物卷面分得了97分。生物是最后一门考试,那天下午考试时下着倾盆大雨,停电了,是在考场上每个考生桌上点了一支蜡烛考完的。

我觉得这个学生成绩好,一是他会听课,课前预习找到了听课的要点,课堂上专心听讲;二是他自控能力强,每天下午课外活动在操场上踢40分钟足球,看着手表,一分不多一分不少;三是会合理安排各科备考的学习时间。

我用这么多话说我教过的这个学生,算是我曾说过的“家珍”吧,他上大二后的那年暑假和另外两个同班同学一起到家看我,还带了个相机,不过相机的像素不高,照片模糊,但很珍贵,一中去年编写校志还专门翻拍一下,缺的就是学生到家看望老师的照片。

在市一中的五年(上)      ——王书信 - 郑大外文系66-69 - 郑州大学外文系66-69届博客园地

       放暑假高考成绩公布后我回家休息,第二天晚上数学组的两个组长突然到我家找我,说有十二个子女高考落榜,都是差在英语上,折合后最高的40分,低的还不到20分,下年英语就是100%计入总分,英语不补一补恐怕下年高考还没有希望,问我能不能假期给补补课,我满口答应。

这些学生都是差在起点上,我从字母、音标给他们补起,上午我讲,下午布置任务让他们复习,第二天我检查以后再讲,一个来月时间我给他们补完了初中一年级的课。开学时工会主席给我说家长们想表示表示,我说不用,都是自己的子女,上期我比别的老师多教两班的课都没有要补助,但最后他还是给我送去了一个小台灯和一块中长呢裤子的布料。

1982年秋季,一中高中部改为三年制,没有毕业班,学校本来是想招两理一文三个补习班安排我教英语,临开学时市教育局通知各校一律不准办补习班,由市里集中在三中办班。学校老师不愿意让子女跑那么远的路,更不放心那里的老师安排,就说自己办个子女补习班,英语由我来教。当时安排初三毕业班的一个英语老师又接到河南教育学院成人高考的录取通知书,这样我就教了两个初中毕业班和一个高考子女补习班。这个补习班原来说只有十二个子女,后来外面听说的、有头有脸的家庭子女也陆续进来,不几天就成五十多个学生的班了。

我教这个班是接着假期补的英语课从初中第三册补起,一个单元编一套练习题。“文革”中我学会的英文打字,到一中后要求学校买了台英文打字机,我把它打印成试卷,利用下午第二节后进行小测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稳扎稳打,不赶进度。那时候高考市场没有任何复习资料、练习册之类,我都是自己从教材中找题眼自编。

开学后不久,一天晚上陆书记喊我和他一路出去吃饭,饭后我们骑车回去走到他家住的路口停下来说话,说着说着我脑子里忽然想起我的组织生活问题,趁着酒劲我给他提出来了,还说他们只知道用我,也不关心我的事,他答应给我催问。后来我还和秀清说过这事,那时他从部队转业到许昌市公安局工作。

大概到了秋末冬初,市委组织部通知我去,还让我看看我的《入党志愿书》后面市委对我恢复组织生活的批示,我没有仔细看,也用不着,到许昌高中后我才听说是郊区派人到郑大搞了外调才给我恢复组织生活的。1996年郑大四十周年校庆我回校见到李云楼老师,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书信,那年找我搞你外调是干啥的?”我说,“是恢复我的组织生活。”于是李老师一五一十把外调我的过程说了说。

李老师说那天许昌去了两个同志,一位女同志问,“您对王书信了解不了解?”李老师说,“他是我的学生,我当然了解。”“他‘文革’中有什么问题没有?”“他会有啥问题?啥也没有。”“那你能不能写个证言?”李老师说,“当然能。”很快就写了写,那个女同志又说要组织上签个意见,盖上章。李老师拉开抽屉说,“章就在我这儿。”于是盖上章外调的就走了。我听了笑着说,“我听说的和您说的一样,当时我就觉得说话那口气可能是你。”

那个班到高考时我只讲完《英语(代用课本)》第一册,第二册没有讲。我的想法是,当时的统编初三英语教材已经出现过独立主格结构、虚拟语气这些语法现象,我简要给同学们讲过了,它只可能出现在高考试卷阅读短文中,学生不被懵住就行了。按照当时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第二册中命题分数占的比例可能极小,舍其而把基础打好对学生有利而无害。

那年高考,十二个教师子女的英语平均成绩比上年翻了一番,不管是本科、专科、大中专、技校,十二个子女一个也没有落榜,我是如释重负。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校教务处的副主任,他是上海人,一心想让女儿回上海,事先和上海机械学院联系了,人家说必须达到本科最低录取分数线才行,他早早就到处打听女儿的分数。一天下午,他心情紧张地对我说,“恐怕今年又不行了,别的分数都知道了,就差英语不知道,去年女儿的英语才考40分,今年必须考到80分才会够上海机械学院的分数线。”说罢还摇了摇头,我也觉得危险。谁知道第二天我一到学校,他眉开眼笑地对我说,“昨天晚上得到消息,女儿的英语考了81分!”他高兴我也为他高兴,他终于去掉了一块心病,如愿以偿了。

又放暑假了,地区教育局通知我到开封参加高考英语评卷,临出发前一天,市教育局又通知我主持当年许昌市的中招英语评卷,高考评卷就让组里另外一位同志替我去开封了。

我到一中的第三年最轻松,只教了一文一理两个应届毕业班。不久校长调出,到1984年春天又提的一位新校长也升迁了,还是由原来的副校长主持工作。

六月份我搬到了学校,是在学校老伙房旧址上新盖的三间瓦房,真不错了,三十九岁时终于有了个窝。后来有同志给我提意见,说别的老师最多住两间,我搞特殊。总务主任给提意见的同志说,给我房子时我还是外语组的副组长,另外那是两间加个过道的地方盖成了三间房,比两间大不了多少,这才没了意见。我在那里住了将近五年,到许昌高中后的第二年春天,我们伙计班里劝我搬家,说两个学校每年都在生源上有些别扭,又将近中招了,我住在一中院里总有点不合适。

暑假高考后又通知我到开封改高考卷子,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参加高考评卷,还和士钊、世斌及另外一位河大老师我们四个分在一个评卷组里,而且评的同一道题,世斌还是那年刚调到河大,事情真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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